八年抗战2(八年抗战2秘籍怎么输入)

分配到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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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国厚(1908-1999.9.18)，湖北省红安县人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在冀南军区教导大队学习了二个多月之后，军区政治部分配我到了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任民运科长。这个分区是后来成立起来的，辖枣南县、冀县、清河县、垂阳县。分区的首长是邹国厚、夏祖盛。人们对我不是廿六团王政委的那种看法了。和政治部各科长之间的关系也十分融洽，心情自然就舒畅了。

1942年农历三月间，原五大队的一位侦察员武藏珠同志突然陪冬果步行百多华里，穿过冀、枣、衡三县交界的敌占区，找到枣南的六分区政治部来。两人足有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毫无音讯，乍一见面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语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她在1941年五大队升级走后在彭家庄抗日高级小学读了一年的书。铁路北(这时石德铁路日本已正式修好并通了车)环境恶化，抗日高小又转到铁路南边衡尚营办校。她也跟着到了这一带，随县委的同志一块活动了。一年多的时间互不通消息，自然放心不下，她才下决心，冒风险，到六分区政治部来看我的。随分区一块行动了几天，在张秀屯区碰上了敌人的扫荡。我们穿军装的冲了出去。她同司令员邹国厚的夫人，穿的是便衣，在村子里房东家没动。敌军过后我到村子里看她两人，一切平安无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她要求我送她回衡水西南的根据地。我向分区首长请了假，在枣南的一个村子里换了便衣，借了辆牛车，先送我们到枣强县城西大金村的榆姑(三爷爷的女儿)家宿了一夜，再由她家套骡子车送我们四人(我两口、武藏珠和杜华)。先到了冀县城北的良心庄姥娘家，从这里转回了衡尚营。说来也巧，却躲过了日军对冀南军区的“四、二九”大扫荡和对冀中军区的铁壁合围，真是侥幸之至。

董启强（1918—2005.12.8）四川省巴县（今重庆巴南区）人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

五月十日左右，我和杜华又经良心庄，请舅家套了辆车把我两人又送到大金村。在这里遇到了“四、二九”突围受伤的于烈同志(女，冀南行署公安总局局长王光华的夫人，和杜华很熟)，她在此处养伤。我们这才了解到“四、二九”合围后的形势与情况。这时，新编七旅和第六军分区合并了，由七旅政治部的民运科长江川同志任科长，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董启强任分区政治部主任了。派我到清河县任县长。由于根据地已变质，所以从十九团抽出一个连随我进清河县。只找到了县政府的二位科长一块行动。二、三个月的工夫，连县委书记的面都未见到(他已隐蔽起来，找不到关系就找不到他)。以后又调我回了分区，在一个武装工作队任政委。活动在郑家口据点以南，运河两岸。有一次在运河东岸一伪军警察所里，缴获了廿多辆自行车。分区侦察队在“四、二九”突围时，把自行车都丢光了!正好装备了他们。

自从“四、二九”大扫荡后冀南抗日根据地开始变质，日伪军活动十分猖獗，大部队行动有困难，都脱下军装改穿便衣，变成以连、排为单位活动为主了。紧接着在六分区又是“六、一一”和“九、一二”两次大的扫荡。小块根据地的环境也变得十分艰苦了。

听人说:衡水街上老家里，大哥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敲诈，曾逃到敌占大城市北平、天津投亲靠友一段时间。家里就剩下年迈的奶奶，大嫂和她的几个孩子了。

再调到五分区工作

赵义京(1912-1943.8.30) ，湖北省黄陂县(今武汉市黄陂区)人

李尔重(1913.1-2009.12.26)河北丰润人

陈耀元（1908—1943.8.30），湖北天门县人

刘福胜(1914-1994.12.20)湖北省黄安(今红安)县人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

杨树根（1915.3.5—1998.9.30）江西省清江县（今樟树市）耐斗里村人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1943年初，军区政治部电令，调我到五分区政治部任民运科长。到了分区设在武邑县石村的交通站，说分区现在阜东那边活动，叫我自己去找。我在去找军分区的路上，已是黑夜，还碰上我方已牺牲在路上的同志，身上还带有一支驳壳枪。我把枪取下来插在腰里，继续前进。这一天一夜也说不清走了多少里路，才找到了分区。分区司令员赵义京虽是五分区的老人了!但两年多没见面，也生疏了!政委是地委书记李尔重同志兼任，副司令陈耀元，副政委杨树根(原廿七团首长)，政治部主任刘福胜，原来都不认识。三月份再次精简，政治部不设民运科了，叫我到司令部、政治部共管的巡视团任主任。正巧当时衡水县大队的副政委张XX负伤，便叫我到衡水大队代理副政委的工作。这时的县大队可比不上1940年时的县大队了!环境又恶劣，只能昼伏夜出式的活动。正象人们当时编的顺口溜一样:“自宿炮楼下，夜观炮楼灯，行军必过路，天天闹敌情。”吃的已很困难，真像从群众嘴里夺食，因群众也没有吃的或吃的东西很少了。就在这年四月份分区杨树根副政委到衡水来检查工作，活动到冀县属的范家庄(滏阳河北岸)，冬果的二姑家在这个村。她表兄在1937年冬果结婚时，送亲到过衡水，认识我。他请我和杨付政委在他家吃了一顿白面饺子。虽说不合杨付政委江西省的口味，但那时能吃到白面饺子，真算不容易了。

冬果生第二个男孩

1943年五月末，冬果要生第二个孩子。当时县委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也很苦。她只有回娘家骑河王家庄去生。在麦子黄了，尚未开镰的工夫，她在娘家五奶奶家的喂牲口院里原来长工们的住室内，生下一男婴。又遇上了日伪军到这一带村庄来讨伐。日本兵有迷信思想，见门帘上挂有红布条，知道是产妇在内，连屋子也未进就走了!侥幸闯过了一关，就算是万幸了。由于环境恶劣，生后四、五个月连个名字都没顾得给起。

陷入重围，日军却说我:“ 八路的不像”

1943年八月中旬，军分区经地下交通站通知，召开各县大队大队长、副政委(自“四二九”合围后，县长不再兼任大队长了，大队政委由各县委书记兼任)、县武委会主任开会。布置“咬紧牙关，度过最艰苦的两年”工作。我具体是哪一天到的军分区，日子记不清了。还是从衡水城南三杜庄，游过滏阳河的(将衣服、包袱放在一个笸箩里漂在水面上推过去的)。八月二十九日黄昏，开会的人们俱已到齐。分区首长和为掩护会议而集中起来的两个连队，在武邑县石村街心集合。专员任仲夷同志，留在铁路北参加保卫会议(各县公安局长参加)没跟着过路。天黑定后，我们参加会议的人，随分区首长、掩护部队，从李石店炮楼边上，穿过石德路，到达枣北县，流常镇(日伪据点)北的大小蒋官村住下。八月三十日清晨，已起床洗漱完毕，尚未吃早饭时，群众说西南方向发现敌情，分区首长便集合队伍，向东南方向转移。意思是为了开会安全，避开敌人。走了没有多远，东南方向群众也有跑出村来的，说也有敌情。随后又向正东走。正行进间，与敌遭遇。参谋长陈明善同志首先率约一个排的兵力，踏着泥泞向东冲了出去。我仍跟赵义京、陈耀元正副司令员折向北走，正中埋伏在清凉江(平时是干河沟，雨季有积水)北岸敌人的射击。一阵机关枪，我迅即卧倒。耳听西南方向有阵阵枪声，那是兼政委李尔重、副政委刘福盛率部分人员向西南方向冲出去了!才立起来观察动静，见四面近处无人，远处有噪杂声，知道这是已陷入重围。我身上只有一支驳壳枪，七粒子弹， 附近连一位携步枪的战士都没有，冲是冲不出去的了!便将手枪藏在一处坟包的树丛里，豁出来了!那时别的同志均穿的土布便衣，唯独我穿的是“洋布裤褂”，上身为天蓝色对襟单褂，下身为黑白、红线相间的线呢单裤，鞋跑掉了(雨后泥泞)， 袜套仍穿在脚上，上面还有冬果给绣的杂花。皮肤比别的同志还白嫩些。伪军问我是哪村的，我答是“岑赞村的”，一个日本兵过来看了我一眼却说了句“八路的不像”!连同跑到村外的群众一齐向南赶进了蒋官。听伪军们议论，西边是衡水的日伪军。这时发现和我一块被赶进村子里的还有景北县武委会主任王延平。彼此看了两眼，也不便说什么话。幸亏撞上的这股伪军全是景县的，如果向西走，碰上衡水的伪军就麻烦了。我不忙于离开这股景县伪军。随后日伪军决定到龙华镇(敌伪据点)去吃午饭。伪军在村子里抓群众的鸡八、九只，抢群众的白面多半布袋。叫我拿上鸡，叫王延平给背上面口袋，送他们到龙华。我想，去就去，反正越向东，离衡水越远，只要没人认出我来就不要紧。到了龙华，这股伪军住在一家骡马大店里，烙的饼，熬的菜。叫我和王延平吃的窝窝头。清晨没吃饭，跑了大半天，够饿的了!窝窝头同样充饥，先吃饱了再说。饭后稍事休息，这股日伪军集合回景县了!把我俩放在大店里没人管了!我俩呆了一会，说咱俩走吧，不能呆在这里。

我俩走出了龙华北门，顺铁路向西走去。 走了不远，王延平说:他要回县，向铁路北走。我仍然回到出事地点。才知道不仅赵、陈司令员牺牲了!连武邑县大队大队长范振西、副政委曹仕襄也牺牲了!又遇上分区供给处政委吴志超等同志。我们从村子里找现成的棺木，将这几位牺牲的同志，先掩埋了再说。

天黑后不敢在这附近村庄住宿了!因群众受惊太甚，各自找社会关系去了。我在这一带不熟，跑到铁路北南顺子村，找了一家住了一宿。八月三十一日下午约五点左右，在石村又找到了分区领导刘福盛，正在一家房东的北屋里间炕上同赵宏博(分区政治部保卫科长)谈话哩。我述说了经过。又见牟海秀也回来了!刘福盛同志对我说:“李尔重政委突围中腿部受伤，已隐蔽起来了。陈明义参谋长仍无消息。”这一次可真是靠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，侥幸混出来了。

军分区任命我为武邑县大队长

牟海秀(1916—1995.5.22）景县王谦寺镇牟家榆林村人

回到军分区，同牟海秀同志就在石村西边、一条东西道沟的北上边、农民“看青”的窝棚里宿了几夜。到九月五日，便任命我为武邑县大队长。在“八卅合围”中范振西、曹仕襄虽然牺牲了，可武邑大队与各区队没受什么损失。我到职后，找不到大队部的干部，只找到了特派员李鸣刚同志。他是武邑县城北赵桥附近的人，在武邑的社会关系很多，有许多是他的堡垒户和联络点。通过他和各区中队取到联系。了解到区中队中，比较强的是八区队。人数不过四、五十人，就在石德铁路北侧，九个周村，十八个孟村一带活动，人员很精干。和不少敌伪据点炮楼上通过“敌工站”有联系。我还没把各个区中队转过一圈来，到了十月中旬又接到军分区通知:要我去太行山冀南军区后梯队参加整风学习去。那工夫，也没有多少工作可交待的。说走就离开了武邑大队。

奶奶病逝

1943年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，冀、鲁两省连年欠收。衡水县境内日伪据点增加到十多个，正处在敌人实行“强化治安”的“真渤特别区”(石家庄原属正定县，在清朝称“真定府”。德州靠近渤海。华北日伪当局沿石德铁路两侧设立了“真渤特别区”)内。区内的抗日军民真可谓天灾人祸同时降临，口粮奇缺，断炊饿死者时有所闻。五分区的部队无粮可吃，就在这年秋天，从树上把未成熟的梨子摘下来在锅里煮熟了吃，吃得战士们都“倒了牙”，酸得不敢对牙了。稷子刚成熟，不等晒干，就用磨子磨面蒸窝头来吃。糠皮脱不下，吃起来苦的难以下咽。人都没有吃的了，怎能养鸡喂狗!若想吃个鸡蛋，很难寻到。敌占区的人民更是苦熬，尤其是与抗日人员有点沾连的人家，更是慌恐万分，度日如年。

这年的秋天，年迈的祖母因拉肚子而病倒了。连鸡蛋也买不到，其它的营养品更不用提了。当时只有大哥大嫂和八叔两家守护。三姐锡瑔闻讯后，曾坐牛车着破衣，去看奶奶。不敢从正门进家，借西边胡同，从邻居搬梯子翻墙而过。想多住几天，伺候奶奶，大哥因怕受牵连，催着匆匆返回了杨家庄。

三姐是把宝琨、宝瑞托付给婆婆，带着清仁，冒着生命危险而去的!好不容易看见奶奶，奶奶拉住锡瑔的手说:“十几天前眼就看不清字了，你就多住几天吧。”大哥却说:“那可不行，惹了祸，我一家大小就不能过了!”。那时二姐在支家村，很长时间没到衡水去。大姐离得近点，倒常去看看，但她漫不经心，奶奶的擦脸毛巾破的剩下半个了!锡瑔托人到街上给买两条，可商店里只剩下一条了!把给奶奶事先做好的厚棉鞋留下，就挥泪告别了奶奶。在往回走的路上，坐在牛车上止不住的抽泣!赶车的长工再三劝解，才算止住。一路上幸亏未遇到日伪军，算是万幸。回到村里，吃了晚饭已经十一点多了。农历九月初五日奶奶去世的。当时正值八叔轮班守护，奶奶断了气，他还睡觉哩!是被刘妈喊醒的。“报丧”的，只到了大姑家，没到三姐那边去。三姐还是陪大姑一块去的衡水。奶奶享年八十八岁。尽管是“老丧”，但处在乱世，大哥又耽惊受怕的，只行灵“一七”，就发丧了(农历九月十一日)。等起了灵，三姐和大姑没再送殡到坟上，就回了杨家庄。

选自杜民《衡水八年抗战》

附：杜濂小传

杜 濂（1919.6.11—2010.7.10）衡水市桃城区河西街人。1935年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投身革命。1938年在衡水参加抗日工作，曾任八路军衡水县大队教导员、分区独立团副团长，1945年12月率部参加解放衡水县城的战斗。在抗日战争中曾与民族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联合作战，创造了“康庄战斗”的杰出战例。解放后曾任解放军公安十一师副师长，率部参加荆江分洪工程。后任解放军建七师副师长，率部参加诸多国防工程。1955年建七师集体转业地方建工行业，他参与指挥两弹一星诸多重要工程。离休前任陕西省建工局局长。离休后享受国家副部（省）级待遇。2010年7月因病去世，享年91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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